第1748章.晋朝57（173）王与马，共天下（完）
历史评价：
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
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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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记载：
1.晋书。《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云：琅邪王司马睿“徒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据说南士因此应命而至，“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通鉴》据王敦拜扬州的年月，于此条的真实性有怀疑，因而有所删削，并于《考异》中著其原委。其说确否，姑置不论。但《王导传》此段叙述另有可疑之处。
顾荣等人参预过中朝政治活动，被辟于号称“多俊异”的东海王越府，又经历了拥护陈敏和推翻陈敏的整个过程，于晋末形势、司马睿出镇建邺的背景以及王导偕来的目的，应当是熟知的。何况司马越以王导佐司马睿监徐州军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冲，顾荣等人何得于司马睿、王导南渡时对司马睿的身分、王导等北士的态度一无所知，必于徘徊半载之后偶于道旁偷视，始定出处？又观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马睿、王导至建邺，在永嘉元年九月。
《晋书·王导传》言司马睿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下叙“会三月上已帝亲观禊”，此三月无疑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谓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马睿欲奔丧而不果，又谓“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然后南还。据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马睿已在艰中，即令他还未启程归国，尚留建邺，也不可能有“帝亲观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骑从率拜诸情节。所以，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另一史料。
太兴四年（321年）七月，王导拜司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
案王导拜司空，是晋元帝为防王敦而以戴渊镇合肥、刘隗镇淮阴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导为司空实际上是元帝在处理王、马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项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对王导特加崇敬。其时王敦构乱将发，王导际遇艰难，处境微妙，说不定有覆族之虞。
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导在司马睿平东府的同僚，随司马越、王衍出军死难。刘王乔即刘畴，刘隗从弟，蔡谟每叹若使刘畴过江，“司徒公之美选也”，见《晋书》卷六九。王导思及裴邵、刘畴，主要当是从人才方面着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与王导同登三事，姑置不论。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王导与裴邵得以以越府旧谊而又共事睿府，也许东晋初年那种艰难境遇就不至于出现了。王导于此思念裴邵，于叹借人才之外，或许也是表示对司马越与裴妃的思念之情。不过这只能算推测之词，存此备考。
2.魏书。《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以及同书卷三三《张济传》，均谓江左“主弱臣强”；《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谓“晋少贞臣”。这些都是确当之论。其实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
“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
据《世说新语·仇隙》，元帝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为王敦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承妻泣谓子无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以避祸耳！”
琅邪王氏门强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