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8章.晋朝118（363）刘裕灭后秦之战（完）

评析：

东晋取得击灭后秦作战的胜利，除了其顺应历史的发展、符合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具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最重要的还决定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后秦的政治败落：

后秦自姚兴晚年起，国内民族矛盾、社会阶级矛盾和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激烈，人心浮动，内乱纷起，力量的内耗相当惊人，几乎已达不攻自破的地步。当晋军已进占洛阳，后秦姚懿突然起兵自立为帝，欲东攻长安，除去秦主姚泓，迫使姚泓不得不调动大军对付姚懿。正在后秦主姚泓面对“内外危迫”的困境、“群臣相泣”、满朝百官束手无策之时，后秦征北将军齐公姚恢又率安定镇户3.8万起兵，逼向长安。姚泓又不得不急调其前线主将东平公姚绍弃当面晋军于不顾，回军西向，北击姚恢。后秦在这种内乱迭起、外部又有西秦进逼于西、大夏袭扰于北极端被动的战略态势之下，自然难以抵挡强大晋军的进攻。

秦军战略指导犯了两面作战等一系列错误：

后秦面对强大晋军的进攻，东平公姚绍提出的迁移安定镇户，充实京师长安可得精兵10万，以全力对付晋军的建议，不失为正确的战略对策，但却为秦主姚泓所拒绝。这样，后秦从战争开始便使自己陷于两面应付、顾此失彼的被动态势之中。交战中，后秦主姚泓本应亲率大军，阻晋军于定城、潼关以东，但他却为晋军一路偏师沈田子军所吸引，轻率地决定率数万大军向峣柳迎击，使这支相当可观的战略机动力量毁于一旦。秦军具有战略头脑的决策人物之一的姚绍，在2个月内两次平定内乱，统率大军机动于长安和潼关前线，无疑显示了他相当出色的战略指挥才能。但是，他在3次组织切断晋军粮道这一至关重大的作战行动时，却因策划不当、使用兵力过少而失利。凡此种种，都在战略上造成了后秦军不可逆转的颓势。

与后秦军的战略指导相比，东晋则表现得计高一筹。首先它在战争时机的选择上，选在了后秦政局不稳，人心动荡，统治集团争立仇杀，且外有西秦、大夏交侵之际；其二它水陆并进，主次配合，使振武将军沈田子和建威将军傅弘之兵出武关的牵制之师，起了吸引和消灭后秦战略机动力量的重大作用；其三它巧妙处理了借道北魏，阻止了其南下援秦的行动，即使自己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危机，又置后秦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当时那种诸国纷争、斗争形势变幻无常的恶劣战略环境中，东晋悬军远征，筹划得心应手，挥洒相当自如，实属难能可贵。这使其占尽了主观指导的优势，争得了战争全程的主动地位，成为战胜后秦的重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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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影响：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

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也表达了他所认为的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 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

刘裕两次北伐，前后灭南燕，破北魏，亡后秦，收复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后长安虽在一年多后得而复失，但黄河以南已尽入南朝版图，开创六朝版图最大的一个时代，也是最鼎盛的一个时代，“十并天下，而有其八”，江淮流域得到保障。为刘宋永初和元嘉年间，休养生息，出现“元嘉之治”的局面提供北部疆域的屏障，是中国历史上取得较大成果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伐。唐代史学家朱敬则称赞此次北伐：“西尽庸蜀，北划大河。自汉末三分，东晋拓境，未能至也。”

（注：这里含有敏感内容，因此删除了一些，内容不完整，请上网搜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