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魏讽

魏讽，字子京，济阴（一说沛国）人。东汉末年历史人物。颇有智谋，口才出众，善于蛊惑人心。倾动邺城，相国钟繇辟为西曹掾。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魏讽趁曹操大军未反，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魏都邺城。陈祎心中恐惧，向太子曹丕告密。最终魏讽被杀，连坐死者数十人（一作数千人）。

人物生平：魏讽，济阴人，一作沛人。有惑众之才，倾动邺城。相国钟繇辟他为西曹掾。

（注：诸书皆作魏讽为相国西曹掾，唯《后汉纪》称魏讽是丞相掾。）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魏讽趁曹操出征未反时，暗结义士，与长乐卫尉陈祎等人谋袭邺县。尚未行动，陈祎就因为害怕而把事情告诉给太子曹丕。曹丕于是诛杀魏讽，连坐而死者数十人（《资治通鉴》作数千人）。

魏讽死后，钟繇被罢免，中尉杨俊左迁。曹操叹道：

曹操：“魏讽之所以敢有反心，是看我的爪牙大臣们无法遏制内奸防备阴谋。我怎样能得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使之替代杨俊呢？”

桓阶向曹操推荐徐奕，曹操便让徐奕担任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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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1.谋反预言。魏讽以才智闻名，卿相以下皆与他倾心相交。刘晔一见魏讽，就称他日后必定谋反。傅巽有知人之鉴，也说魏讽必定谋反。

刘伟与魏讽交善，他的哥哥刘廙对他说：

龙套：“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而世之交者，不审择人，务合党众，违先圣人交友之义，此非厚己辅仁之谓也。吾观魏讽，不脩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结交朋友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得到贤能之人，对此不可不仔细慎重。然而世上交友的人，不审慎选择对象，一心只求聚合众多党羽，违背了先代圣人交友的道义，这不能说是厚待自己、辅助仁德的做法。我观察魏讽，不修养自己的品德操行，却专门致力于聚集党众，徒有其表而无实质，这不过是扰乱世道、猎取名声的人罢了。你一定要谨慎啊，不要再与他交往。）”

刘伟不听从。

《晋书》记载：任览也与魏讽结交，任览的同郡郑袤认为魏讽是奸雄，最终必定造成祸端，劝任览远离他。魏讽败亡后，论者都称赞郑袤有识人之才。

《太平御览》卷410引徐广《晋纪》记载与此大致相同。

（根据《三国志》，任览是任峻中子，曹丕时仍在世，被封为关内侯。）

《太平御览》卷442引徐广《晋书》则作任览对郑氏说：“讽奸雄，必以祸终，子宜绝之。”与上条不同。

魏讽与曹伟：董昭太和六年（232年）上疏、王昶戒子侄书都将魏讽与曹伟并提。

《行司徒事董昭上疏》：“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

王昶《家诫》：“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

按《世语》，此曹伟在黄初年间与孙权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因此被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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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讽案牵连人物：

坐死者：1.刘伟。刘伟是刘廙之弟。不听刘廙劝告，与魏讽结交，最终遇难。

2.王粲二子。已故的名士王粲有两个儿子，为魏讽所引，最终都被诛杀。曹操得知后叹道：“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3.宋忠父子。南阳大儒宋忠，字仲子。其子与魏讽谋反而被杀。

萧常《续后汉书》中，则称宋忠与其子皆被杀害。

《续后汉书》：“宋忠者，字仲子，南阳人。其子与魏讽谋诛曹操，不克，父子俱遇害。”

4.张泉。张泉，张绣之子，在张绣死后袭爵。坐与魏讽谋反被诛，国除。

幸免者：1.刘廙。刘廙，字恭嗣，南阳安众人。刘廙之弟刘伟卷入魏讽案，刘廙受到牵连，本该被处死。陈群向曹操求情，曹操说：“刘廙，是名臣，我也正打算赦免他。”下令：“叔向不因其弟羊舌虎犯罪而受牵连，这是古时的制度。”于是特赦不问。

2.文钦。文钦字仲若，谯郡人，骑将文稷之子。坐与魏讽辞语相连，下狱后掠笞数百，将被处死，曹操因文稷的缘故赦免了他。

被贬者：1.钟繇。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担任魏国的相国，因辟魏讽为掾而被免官。

2.杨俊。杨俊字季才，河内修武人。为魏国中尉，魏讽谋反后，杨俊上书自劾，左迁为平原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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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讽案‌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九月，地点在邺城。该案的主谋是沛国人魏讽，他因具有惑众之才而被相国钟繇征辟为西曹掾。魏讽在邺城广泛结交名士，赢得了自卿相以下各级官员的青睐‌。

魏讽的背景和动机：魏讽字子京，沛国人，因其才智和口才闻名，能够蛊惑人心，倾动邺都。他在邺城广泛交友，与许多名士结成党羽，包括长乐卫尉陈祎等。魏讽的动机可能源于对曹魏政权的不满和对汉室的忠诚，尤其是在曹操与刘备在汉中交战、曹魏内部局势动荡的背景下，他策划了这次叛乱‌。

案件经过和结果：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魏讽联络了一批同党，包括王粲的二子、刘廙之弟刘伟、张绣之子张泉、宋忠之子等，谋划攻占邺城。然而，长乐卫尉陈祎因害怕被牵连，向曹丕告发了这一计划。曹丕随即镇压了这次叛乱，魏讽及其同党被诛杀，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因举荐魏讽被免官‌。

案件的影响和历史评价：魏讽案暴露了曹魏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和不稳定因素，对曹魏政权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尽管案件本身在《三国志》中记载较为简略，但通过其他史料可以还原出案件的详细经过和参与人员。此次事件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结党现象的严重性，以及曹操对士人结党的打击政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