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东汉六大家族（三十一）

四、科技

1.引导蔡伦改进造纸术

自永元十四年（102年）邓绥成为皇后时，便下令“万国贡献禁止进贡金银珠宝，只需进献纸墨（绢素古纸）。当时蔡伦出任尚方令，掌管御用器物，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到各地进贡的纸张，因此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指出，蔡伦“可能受邓皇后的影响，专心制造更合用更廉价的纸”。也有观点认为此举为蔡伦改进造纸术提供了物质支持。

中国造纸学会纸史编辑部编委荣元恺指出，邓绥“不爱珠玉，独好纸墨”，对造纸发明起到了主导作用。蔡伦受命摸索试验，在绷紧的麻布帘上，把纸浆浇泼出了最初的真正的纸（植物纤维纸）后，认为纸的创造已大功告成。但贵人邓绥却以为尚未达到预期之要求，乃督促、勉励蔡伦继续改进，一定要造出可以取代绯帛能用于书写的纸来。由于有了邓绥的直接推动和支持，少府焉敢留难，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尚方蔡伦才能继续改进，创造出可以连续捞（抄）纸的活动竹帘和可以解决湿纸揭分困难的“纸药滑汁”等，最后完成了一整套可以成批生产（植物纤维纸）的造纸工艺来。

而学者刘光裕也认为“邓绥皇后对蔡伦发明‘蔡侯纸’起了很大的作用。”“宦官蔡伦搞发明创造不能没有支持，东汉宫廷里有蔡伦的得力支持者，就是和帝，特别是邓皇后。”

邓绥鼓励蔡伦进行改进造纸术的实验，资助他的研究工作，密切关注相关进展，直到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成功造出“蔡侯纸”，使造纸术脱离纺织业，成为了一门独立的手工业，因而被称为“世界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纸”。蔡伦取得成功后，邓绥在宫廷中推广“蔡侯纸”，这标志着纸在帝国高层的第一次露面。对此，英国学者亚历山大·门罗指出：“如果说蔡伦是使得纸广泛应用于书写具有可行性的工程师，那高瞻远瞩的邓皇后则是促进纸和书写结合的媒人。纸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被广泛运用的书写材料，要感谢蔡伦的工艺和邓绥的先见之明。”

2.任用张衡研制浑天仪、地动仪

永初五年（111年），主政的太后邓绥用公车把张衡请入朝任命为郎官，后拜为太史令。张衡在太史令官位上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发明创制了独飞木雕（世界最早的飞机）、浑天仪（世界上第一架自动的天文仪器）、瑞轮蓂荚（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台历）、漏壶等，特别是以水为动力的浑天仪，在旋转时的星宿出没与大自然完全相符，朝野为之轰动。浑天仪巧夺天工，偏偏一些跳梁小丑蹿出来说它是淫巧之物，旁门左道。女政治家邓绥锐意改革，给予张衡充分的欣赏和信任。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和实验，张衡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地动仪和测定风向的候风仪。

3.打造中尚方弩机

汉代的弩机制造趋于成熟，东汉时则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临朝听政之初的延平元年（106年），邓太后下诏书，由中尚方监作弩机；永初二年（108年）和元初二年（115年），又分别制造了两批由中尚方监作的弩机。

邓绥下令制造的中尚方弩机，设计合理，制作精良，美观实用。其望山高大，有利于远射距离的选择；悬刀双层加厚，不仅起到加固的作用，而且握持舒适，还增加了艺术美感；郭匣两端突出，便于在弩臂中固定，在弩机制造史上实属首例，是邓太后执政期间的一大创举。

4.主持编撰《黄帝内经》，革新医疗技术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燕平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维波根据造纸术和金属针具技术的产生时间以及东汉皇室校书的记载，将《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锁定在公元110-120年东汉皇室的校书时期。

这段时间主持朝政的是邓太后，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駒鮽、马融及五经博士，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其中的“百家艺术”就包括医术。王燕平、张维波等研究者指出，从邓太后的地位和对经典的重视来看，正是主持《黄帝内经》编撰的最佳人选，史书也证明了邓后诏使刘珍等编校包括医术在内的“百家艺术”，而邓太后亲自参与医书内容的讨论，可通过《黄帝内经》对话中大量的礼仪细节及所载地名与汉室的密切关系中得到证明。

《黄帝内经》以黄帝与几位臣子问答式对话的形式阐释了中医理论，这种文体属于东汉时期兴起的起居注。而在公元一世纪并未产生《黄帝内经》中的“经络”一词，东汉以前对“经络”均写作“经落”，《黄帝内经》成书于公元110—120年已有多重证据。

当时精细的针具已被发明出来，邓太后为了尽量解除百姓的疾苦，包括淘汰痛苦较大、手法局限的砭石，甚至不再使用有一定毒性的草药（“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于是嘱咐郭玉先将他手中的祖本《针经》进一步完善后出版（“先立针经”），成为官方的医学教科书（“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东汉初期涪翁的《针经》仍是针石并用（“因号涪翁……时下针石”）的阶段，直到《黄帝内经·灵枢经》开始撰写的东汉时期（公元110-120年），由于冶铁技术的提高，金属针具逐渐成为医疗的主导工具，才有了邓后主持的“无用砭石”的医疗技术革新和“必明之为法”的理论构建，《黄帝内经·灵枢经》是中国古代技术革命促进理论构建的典范。

邓太后的言行与《黄帝内经》中的黄帝有很多类似之处，王燕平、张维波等研究者推断，书中黄帝的原型或为邓太后，邓后的近臣太医丞郭玉精通针灸，或为岐伯。《邓后传》中有“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说明邓后曾亲自护理过患者，懂医术。

另一个证明是她自拟的遗诏中使用了《黄帝内经》中的专业术语“咳逆”和“唾血”。邓后还是阴阳学说的忠实拥护者，《邓后传》中有：“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子之半”，而“阴阳不和”正是《黄帝内经》的核心思想。

邓后还懂得四时节律与生命的关系，曾下诏说：“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芽，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这些思想在《黄帝内经》中也多有展现，佐证《黄帝内经》实乃邓后主导所创。以现代文章的署名方式，郭玉可作为《黄帝内经·灵枢经》的第一作者，因为很多理论内容都是经他之口说出的，邓太后在大多数场合只是一个提问者，但由于整个活动由她提议，并作为一国之君提供了所有的活动经费和场地，故她是《黄帝内经·灵枢经》当之无愧的通讯作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