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看到信封从邮筒里弹出来时,梧桐叶正落在邮筒顶的铜制花纹上。那枚印着"1998年北京"的邮票边缘已经发卷,右下角的邮戳像块洇开的墨渍——这是我写给十七岁母亲的信,信里提醒她别在那年冬天去结冰的湖面滑冰,可每次投进去,总会在第二天清晨被退回,邮票上多一道新的裂痕。
"第三次了?"修自行车的老陈敲着扳手笑,"这邮筒跟成精了似的,十年前拒收过我写给初恋的信,说'逝者不可追'。"他指节敲了敲邮筒侧面那行模糊的刻字,我这才看清是"三寄止,过则咎"六个小字,被岁月磨得快要看不见。
母亲的旧相册里夹着张泛黄的诊断书,1999年春天的。她总说那年摔断腿是"命里该有的坎",可我在医院档案室见过原始记录:如果那天她没去湖边,就不会错过最早的治疗时机,右腿也不会留下阴雨天就发疼的旧伤。
凌晨三点,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往邮筒里塞信。指尖触到邮筒内壁时,突然传来一阵电流般的麻痒。信封没再弹出来,反而听见里面传来撕纸的声音,像有人在隔着时空拆信。晨光爬上邮筒时,我发现投信口沾着片干枯的花瓣,和母亲相册里那朵压了二十年的腊梅一模一样。
那天下午,母亲突然说要整理旧物。她从樟木箱底翻出件宝蓝色滑雪服,袖口还沾着冰碴似的白渍。"奇怪,"她摩挲着衣料上的破洞,"我记得这件衣服早就丢了......那年冬天根本没去过湖边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晚饭时,父亲端汤的手突然一抖,瓷碗在桌上磕出个豁口。"你爸今天差点出事。"母亲念叨着收拾碎片,"他说去菜市场的路上,好好的路灯突然倒了,幸好躲得快。"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我盯着父亲手腕上新添的擦伤,突然想起信里只写了母亲的事,忘了提1998年冬天,父亲为了赶去医院看她,曾被倒下的广告牌砸中过胳膊。
邮筒在夜里发出奇怪的声响。我跑出去时,正看见投信口飘出半张烧黑的信纸,上面是我写的字迹,却多了几行陌生的批注:"骨伤可愈,父伤难补,汝选其一。"风卷起纸灰往东边飘,正是父亲公司的方向。
凌晨五点,我跪在邮筒前,眼睁睁看着最后一点纸灰消散。邮筒侧面的刻字突然变得清晰,"过则咎"三个字像是用鲜血写的。手机在这时震动,是医院的电话:母亲突发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手术,而主刀医生,正是当年为她接骨的那位老大夫——他本该在三年前就退休移居国外的。
手术很顺利。母亲醒来时,病房窗台上落着片腊梅花瓣。她笑着说闻到了熟悉的香味,我却盯着父亲临时买来的拐杖发愣——那拐杖的木纹,和1998年医院走廊里的扶手一模一样。
夕阳把邮筒的影子拉得很长。我轻轻抚摸着"三寄止"三个字,突然明白有些遗憾像邮筒上的刻痕,磨掉了表层,底下藏着的,可能是更沉重的命运纹路。投信口还敞着,却再也塞不进任何信封,只偶尔在风起时,传出模糊的邮递声,像谁在遥远的时空里,轻轻说了句"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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