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宣判那天,窗外飘着细雪。辩护律师说我患有严重的间歇性记忆解离症,对妹妹的死亡属于“无意识行为”,陪审团交头接耳时,我盯着被告席前的玻璃隔板,上面映着自己的脸——苍白,平静,甚至带着点解脱的笑。
陈警官坐在旁听席,手里攥着那半张纸条。从他的角度看过来我脸上的表情应该很可怜吧:低着头,手指绞着袖口,偶尔擦去眼角的泪。可只有我知道,指甲正深深掐进掌心,掐出月牙形的血痕——这是当年妈妈教我的,疼的时候就掐自己,这样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经鉴定,被告在案发时处于解离状态,对自身行为缺乏辨认能力——”
法官的声音被窗外的风雪切碎。我忽然想起最后一次打开储物间地板的场景:银镯旁躺着妹妹的日记本,最新的一页画着两个牵手的小人,其中一个戴着红绳,另一个的眼睛被涂成了绿色——那是她眼里的“姐姐”,也是我拼命想摆脱的“怪物”。
“姐姐总说自己生病了,可小念觉得,姐姐只是太孤单了。”她在日记里写,“妈妈走后,姐姐总对着镜子说话,说你别出来”别伤害我’。其实小念不怕的,就算姐姐变成绿色眼睛的怪物,小念也知道,里面住着的还是那个会给我扎辫子、买草莓蛋糕的姐姐呀。
雪越下越大,落在玻璃上结成霜。辩护律师在总结陈词,提到“童年创伤”“精神疾病”,陪审团的表情渐渐软化。只有我清楚,所谓的“解离症”,不过是我给自己织的茧——当嫉妒、怨恨这些黑暗的情绪涌上来时,我就躲进“第一人格”的壳里,假装一切都是“她”做的,假装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
宣判结果出来前,我忽然举手要求发言。法庭里一片寂静,我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带着自己都陌生的平静:“法官大人,我想讲个故事。”
“小时候,我总以为妈妈更爱妹妹。她会给妹妹扎漂亮的辫子,会记得妹妹的每一个生日,却总忘记我害怕打雷。后来爸爸去世,妈妈把他的手表给了妹妹,说“小念是妹妹,需要更多的保护。那天晚上,我躲在储物间哭,听见妹妹对妈妈说:‘把手表给姐姐吧,我戴爸爸的旧围巾就好。”
眼泪滴在被告席的木质台面上,晕开深色的点。记忆里的妹妹穿着粉色围巾,把手表塞到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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