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翟方进（六）
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翟方进被提拔成为了御史大夫，这个官职是三公之一了，仅仅次于丞相。不久，因为广汉郡发生了郑躬农民起义事件，丞相薛宣因此被撤职成为了平民。而翟方进也因为办丧事骚扰老百姓而受到降职处分。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丞相位置空缺，当时皇帝让群臣推选新丞相，人们把翟方进推举成为了丞相。
在翟方进担任高官期间，倒在他嘴下的人分别有陈咸、朱博、销育、逢信、孙闳等人，甚至连汉成帝的舅舅红阳侯王立也差点就被翟方进收拾掉了。其这一系列被翟方进攻击过的人中，陈咸的遭遇最曲折。
陈咸本是汉成帝时代的名吏，担任过许多地方的主政官员，他的为官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照理说，绝对不应该论到翟方进当丞相。所以，当时的翟方进非常害怕像陈咸这样的人进入国家高级官员阶层，因为，一旦让陈咸这样的人担任了靠近皇帝的高官，他们的政治业绩肯定非常杰出，仅仅靠耍嘴皮子的儒生高官就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史书记载说，“后方进为京兆尹，咸从南阳太守入为少府，与方进厚善。先是，逢信已从高第郡守历京兆、太仆为卫尉矣，官簿皆在方进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选中，而方进得之。会丞相宣有事与方进相连，上使五二千石杂问丞相、御史，咸诘责方进，冀得其处，方进心恨。（后来翟方进担任京兆尹，陈咸从南阳太守调入京城任少府，与翟方进交情深厚。在此之前，逢信已经从政绩优等的郡守，历任京兆尹、太仆，做到了卫尉，其官位资历都在翟方进之上。等到御史大夫一职空缺，这三人都是知名公卿，都在候选之列，结果翟方进得到了这个职位。恰逢丞相薛宣有事牵连到翟方进，皇上派五位二千石官员共同审问丞相和御史，陈咸就责问翟方进，希望抓住他的把柄，翟方进因此心中怀恨。）”（《汉书·翟方进传》）
从上面的史书记载看，当时，国家要选拔御史大夫，陈咸、逢信和翟方进都属于被推举人选，皇帝征求高官们对这三人的意见，大家都赞誉陈咸和指责翟方进，这样，翟方进就对别人记仇了。“时，方进新为丞相，陈咸内惧不安，乃令小冠杜子夏往观其意，微自解说。子夏既过方进，揣知其指，不敢发言。居无何，方进奏咸与逢信 ：“邪枉贪污，营私多欲。皆知陈汤奸佞倾覆，利口不轨，而亲交赂遗，以求荐举。后为少府，数馈遗汤。信、咸幸得备九卿，不思尽忠正身，内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耻。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咸、信之谓也。 过恶暴见，不宜处位，臣请免以示天下 。”奏可。”（《汉书·翟方进传》）
后来，翟方进被汉成帝任命成为了新丞相。但是，翟方进依然不放过陈咸和逢信这两个昔日的竞争对手，当时，匡衡、王商和翟方进都在陷害朝廷打功臣陈汤，他们这些人使用儒家标准给陈汤栽赃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因此，糊涂的汉成帝竟然答应了匡衡、王商和翟方进对陈汤的陷害要求，不仅仅严厉处分了陈汤，还把一代大功臣驱逐到敦煌边地去充军了。
由于陈咸二人与陈汤交好，这样，在陈汤遭遇莫须有陷害之后，这翟方进就顺势要搞株连而收拾陈咸二人了，使用莫须有罪名把陈咸也给陷害撤职了。
随后，翟方进还不放过昔日与他竞争过高官的陈咸等人，在陈咸又被皇帝启用为光禄大夫之后，翟方进上奏说：“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怀奸猾，国之所患，而深相与结，信于贵戚奸臣，此国家大忧，大臣所宜没身而争也。昔季孙行父有害曰 ：‘见有善于君者爱之，若孝子之养父母也；见不善者诛之，若鹰鹯之逐鸟爵也。’翅翼虽伤，不避也。 贵戚强党之众诚难犯，犯之，众敌并怨，善恶相冒。臣幸得备宰相，不敢不尽死。请免博、闳、咸归故郡，以销奸雄之党，绝群邪之望 。”奏可。咸既废锢，复徙故郡，以忧死。（《汉书·翟方进传》）。
（翻译：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对他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乐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是说没有仁爱之心的人，（礼和乐）对他都派不上用场；没有仁爱之心却多才多艺，这是国家的祸患。这三个人（指淳于长、萧育、陈咸）内心都奸险狡猾，是国家的祸患，而且他们相互紧密勾结，得到贵戚和奸臣的信任，这是国家的重大忧患，是大臣们应当不惜生命去抗争的事。从前季孙行父有句有益的话：“见到对君主有好处的人就爱护他，就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见到不好的人就惩处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即使翅膀受伤，也不躲避。贵戚和强大的朋党人数众多，确实难以触犯，触犯他们，众多敌人会一起怨恨，善与恶相互混淆。臣有幸充任宰相，不敢不竭尽死力。请求罢免淳于长、萧育、陈咸，让他们回到原籍，以消除奸雄结成的朋党，断绝众多奸邪之人的指望。”奏章得到批准。陈咸被废黜禁锢后，又被迁回原籍，因忧愁而死。）”
明显看得出来，史家对翟方进非常厌恶，《汉书·翟方进传》几乎就是一部列数翟方进的传记。这样带有明显是非评价倾向的传记到底出于谁手呢？恐怕其多半是出于当时的史学家扬雄之手，因为，汉书有很大部分，其实并非班彪、班固父子所著作，而是扬雄所著作，这正如王充所披露的那样，“司马迁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论衡·须颂篇》）。这就是说，是西汉末期的史学家扬雄著作了自汉宣帝到汉平帝时期的史书，班彪与班固父子不过是继续了扬雄的史书的工作而已。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