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王弼（二）

主要成就：1.注解周易。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

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王弼注《易》，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2.哲学思想。“无”概念的存在在王弼的析学体系中是以属性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即“无”是对“道”、“一”属性的说辞；第二，王弼在对“名”与“称”、“谓”的区分中，确立起其对“道”、“一”进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

至此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王弼所建立的本体论思想中进一步反思这样几个在学术界值得商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王弼本体论析学第一层次的概念是“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的“理”，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宗”、“元”。即王弼认为“道”、“一”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秩序、条理，“道”是“理”；其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根源，则是“宗”、“元”。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一个包含了理本论与气本论形态的本体论思想。

而在王弼所谈到的“道”不可命名，只可称谓的在认识过程中建立本体论思想恰恰是心本论思想的内涵。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析学本体论思想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析学本体观念心为一理的实在性、理为一理的实在性以及气为一理的实在性的这样一个“二位一体”性。所以，“道”、“一”所指的并不是最大的抽象、亦不是万物的共相，而应该在“二位一体”的结构中来理解“道”、“一”的真实性。对于此思想研究的忽视所导致的便是只见王弼思想之缺点，而不见其思想之优点；只见王弼思想的消极性，而不见王弼思想的积极性。

从王弼论证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两点重要特征：

第一，“唯理是从”的求真精神。从王弼对“名”、“称”概念区分的论证中可以看出王弼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具有概念分析法意义的方法。他所运用的方法不同于感性经验的归纳法，而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是在概念性的矛盾中寻求事物自身之理的研究方法，即“辩名析理”。

第二，无“卫道士”风气的创新精神。在以“辩名析理”为方法，以“唯理是从”为追求的前提之下，王弼在对先贤所留下的文化资源的选择过程中，并没有标榜自己的学派属性，而是自觉的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想结合，来阐述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对王弼思想乃至“魏晋玄学”时期的学派属性之“新道家”的定义并不是合理的。

第三，从现实意义上讲，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宗旨便是为“崇本息末”、“存母守了”的“无为”政治服务的。在《老子指略》中，王弼讲到：“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

可见，王弼认为邪淫的避免要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反过来讲，即是要在“道”的制约之下对仁义礼智进行合理的使用。所以，王弼所讲的“无为”政治的根本立场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相反，那些当时所谓的积极的、有为的政治立场因其并不是在“道”的制约下建立的，是一种对仁义礼智的形式化使用，才是真正消极的。

综上，无论是从学理意义上、研究方法意义上以及现实的意义上讲，王弼的本体论思想的根本指向都是“道”的真实存在性。那么，对于王弼本体论思想“贵无论”的概括，我们认为其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