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连忠推开杂货铺的门时,铜铃在头顶叮铃作响。老王头正蹲在柜台后擦玻璃瓶,见他进来,浑浊的眼睛亮了亮:“老郑,今儿不上班?”
“调休。”郑连忠的目光扫过货架顶层——那排落了灰的玻璃罐里,装着十年前机械厂发的劳保糖,橘子味的,硬得能硌掉牙。当年陈春华总把自己那份省下来,塞给晚班饿肚子的学徒,说“机器要上油,人也得填点甜”。他伸手取下最右边的罐子,玻璃罐底结着层浅褐色的糖霜,像落了层陈年的雪。
“听说了吗?陈春华那案子结了。”老王头直起身,往搪瓷缸里续热水,水汽裹着茶味漫上来,“早上老李来打酱油,说那些安置款都追回来了,连带着利息。”他指了指墙角的旧木箱,“上周整理仓库翻出来的,这里头还有你当年的工资条呢,泛黄的纸,你名字旁边总画个小勾,陈春华写的,说‘老郑的活儿从没出过岔子’。”
郑连忠蹲下去翻木箱,指尖触到张折叠的牛皮纸——是机械厂拆迁前的合影。第一排蹲着的老钳工正举着扳手笑,他身后的陈春华扎着马尾,工装裤膝盖处补着块蓝布,那是郑连忠媳妇生前给缝的。照片边缘有个小圆洞,是当年被车间的铆钉扎的,那时陈春华总拿这张照片垫机床腿,说“平平整整才不出错”。
“老钳工昨天出院了。”老王头忽然说,“他儿子来买料酒,说透析费够了,还多出来的钱,想在巷口开个修鞋摊。”他往郑连忠手里塞了颗水果糖,糖纸在阳光下泛着透明的光,“跟当年陈春华想的一样,她说等厂子效益好了,就凑钱给老钳工换个新肾。那时候她总往医院跑,给老钳工带自己蒸的馒头,说‘养好了身子,还得回来拧螺丝呢’。”
糖在嘴里化开时,郑连忠想起陈晓峰被带走前的眼神。那孩子转身时,背包上的彩虹挂坠晃了晃——和相宜书包上的同款,是董慧琳前天在文具店挑的,说“让他知道,错了能改,就还是好孩子”。董慧琳的丈夫走时,手里还攥着张机械厂的饭票,上面印着“1998年”,那是他们俩刚认识的年份。
傍晚去接相宜时,幼儿园门口围了群人。老钳工的儿子正给栅栏刷油漆,新漆的彩虹比相宜贴的贴纸亮堂,几个穿工装的老师傅蹲在旁边递工具,其中一个举着刷子笑:“当年陈春华在这儿画板报,颜料还是我们凑的呢。她总说要画道最大的彩虹,让过路的孩子都能看见。”栅栏根的泥地里,不知谁撒了把花种,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芽。
相宜举着画跑过来,纸角卷了边:“爸爸你看,彩虹下面有好多手拉手的人!”画里的陈春华没了歪嘴,正蹲在地上给小花浇水,她旁边的老钳工举着扳手,在修一座彩虹桥。桥洞里画着辆小火车,车身上写着“回家”两个字,是用相宜最爱的荧光笔写的。
郑连忠把画折好塞进兜里,牵着小姑娘往家走。巷口的路灯亮了,照在杂货铺的玻璃窗上,映出里面的人影——老王头正把那张机械厂合影摆到货架最显眼的地方,旁边放着个新玻璃罐,里面装满了橘子味的糖。有晚风从巷口吹进来,罐子轻轻晃了晃,阳光穿过去,在地上投下片小小的彩虹,刚好落在相宜昨天用粉笔画的太阳上。
“爸爸,糖为什么是甜的?”相宜仰着头问,小皮鞋踩过水洼,溅起细碎的光。
郑连忠低头看她,小姑娘的发梢还沾着幼儿园的彩纸屑:“因为有人想让日子甜一点。”他想起陈春华当年总把劳保糖分给学徒,自己啃干馒头;想起老钳工省下饭票给新来的实习生;想起董慧琳丈夫临终前,还惦记着没交完的工会会费。
走到家门口时,郑连忠忽然停下脚步。对门的董慧琳正往窗台上摆花盆,看见他们,笑着挥了挥手。窗台上的仙人掌开了朵嫩黄的花,花盆是用旧搪瓷缸改的,缸沿还留着“劳动最光荣”的字迹——那是当年机械厂发的奖品,陈春华抽奖得的,后来转送给了刚结婚的董慧琳。
相宜挣脱他的手,跑到楼道里踮脚摸信箱,摸出张画着彩虹的明信片,是幼儿园老师转交给她的。背面用铅笔写着行歪歪扭扭的字:“谢谢你的彩虹,我会学着做个好人。”没有署名,但郑连忠认得,那笔锋里藏着陈春华当年教徒弟写字时的习惯,总在“人”字的撇捺处顿一下,说“做人要站得稳”。
他把明信片塞进相宜的书包,小姑娘抱着书包贴在脸上笑,彩虹书包的反光映在墙上,像道流动的光。远处传来修鞋摊的锤子声,笃笃笃,和当年机械厂的机床声重叠在一起,在暮色里轻轻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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