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3章.晋朝123（388）梁山伯与祝英台（三）
梁祝故事：
东晋时期，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有一女子祝英台，喜欢吟读诗书，一心想出外求学，但当时女子不能在外抛头露面，于是她乔装成男子，前往会稽郡城（今浙江省绍兴市）读书。途中遇见了会稽郡鄮县（今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书生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遂结伴同行。
梁祝同窗三年，梁山伯始终不知道祝英台是女子。后来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断学业，祝英台先返回家乡。
第二年，梁山伯到上虞拜访祝英台时，才知道三年同窗的好友竟是女子，怅然如有所失。梁山伯欲向祝家提亲，但此时祝英台已被许配给鄮县马文才。三年后，梁山伯成为鄮县县令，忧郁成疾，不久后病死，葬于鄮城西清道源九龙墟。
次年，祝英台出嫁时，船队经过梁山伯墓，突然狂风大起，阻碍迎亲队伍的前进。祝英台得知是梁山伯墓，下花轿到梁山伯墓前祭拜痛哭。梁山伯墓忽然裂开塌陷，祝英台投入坟中与梁山伯葬于一处，坟中冒出一对彩蝶比翼双飞。东晋丞相谢安有感于梁祝故事，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1.历史背景：
晋室南迁，士人平民纷纷相随，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族南迁和多民族融合，影响汉晋政治格局，占据经济文化舞台的士族，侨姓有王、谢、司马、殷、何、庾、桓、郗、许、曹、 江以及阮籍的后裔，江南士族有周、贺、顾、纪、孔、戴、袁、虞、干、葛等，其中多数游止或世居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市和宁波市），史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第一大都市。会稽郡城“多诸豪右、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
1.故事起源。
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时期，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志》（全称《十道四蕃志》），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翻译：祝英台是上虞祝家的女儿，她假扮成男子外出求学，与会稽的梁山伯一同学习。梁山伯，字处仁。祝英台先回了家。过了两年，梁山伯去拜访友人（指祝英台），才知道她是女子，心中怅然若失。梁山伯告诉父母，请求去祝家提亲，可祝英台已经许配给马家的儿子了。后来梁山伯担任鄞县县令，生病去世，安葬在鄮城西边。祝英台出嫁到马家，船只经过梁山伯墓地时，风浪大作，无法前行。询问后得知那里是梁山伯的墓，祝英台登上墓地放声痛哭，地面忽然自行裂开塌陷，祝英台于是与梁山伯一同被埋在了那里。东晋丞相谢安上奏朝廷，在她的墓前题表为“义妇冢”。）
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的宁康元年至太元二十一年（373年-396年）间人。梁山伯生前做过鄮县（今宁波市海曙区）县令，后来病死在任上，临终遗言葬在“清道山下”。而位于宁波城西姚江南岸的梁山伯庙（又名“义忠王庙”）则始建于南朝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由此可见，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诸如同窗课读、英台先归、山伯欲娶及祝已许马氏子等故事情节也确有此事。
3.产生“化蝶”情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从东晋流传至南宋初期，其故事人物和活动地点一直定格在宁波和浙东一带，直到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鄞县人（今浙江省宁波市）史能之续成了他的前任宋慈未竟的《咸淳毗陵志》。
卷二十七著录曰（标点据通行者）：竹陵：在善权山。山有广教禅寺，旧名善卷，齐时以祝英台旧产建。前有巨石，刻云“碧鲜庵”，为唐李司空蠙读书处，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竹陵沽酒清若空”之句。这一版本的梁祝故事首次出现了“化蝶”的结局，毗陵（今常州）宜兴后来也因此出现了琴剑之冢和英台阁等“梁祝遗迹”。
宋释北山绍隆作《梁山伯墓》，元释明极楚俊作《祝英台墓》诗，明极诗有“罗裙劈碎成飞蝶，依旧男儿不丈夫”句，明末清初鄞县人陆宝《英台墓》有“分明石隙留裙片，化作双飞蝶绕枝”句，则复将“化蝶”故事移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实现了两地传说的汇融。
“竹陵”为一小地名，单言“在善权山”，稍觉宽泛，宜交代大体方位。点广教禅寺旧名，引入“齐时以祝英台旧产建”——可知“以祝英台旧产”句内的“祝英台”三字，诚非女子之名，实为台名也，如黄金台、柏梁台、铜雀台、超然台之台耳。“巨石”者，方丈石也。刻“碧鲜庵”三字，四围多竹，“碧鲜”之谓“竹”也。此地原为唐李蠙大和年间读书之处，后人作诗咏之。
“碧鲜空有读书坛”云者，意谓碧鲜庵里只剩有读书之坛，慨物是而人非。今此地善酿好酒，酒以“竹陵”名，品质一如清若空者。其时或已有梁祝幼曾同学、死而化蝶传说，史能之因感于故乡（鄞县）有“义妇”祝英台，遂于“胡蝶满园”二句后，补入数语，且改“竹”为“祝”，以牵率“祝陵”、祝英台之关联也。
故曰：梁祝之始也，盖因文本之脱讹，以至于地志之附会，《延祐四明志》谓“此事恍忽”，《咸淳毗陵志》亦谓“其说类诞”。及经文人之改编，作小说以传观；曲家之铺演，登戏台而传唱。方志游记，云集景从，层累相生，积非成是，致以今日，妇孺皆知。民间文学，其类大皆如此。而地志之载记，“类诞”者又何其之夥焉，祝英台特其尤甚者欤？四明（今宁波）、毗陵（今常州，宜兴古属常州），彼时同属两浙，相距仅六百里耳，人物往还，商旅频仍，致本无相干之“冢墓”与“旧产”，经千馀年添枝加叶之演变，南北重叠，竟成合流。今天的寻找，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文本被层累的错读的可能；此与“夔，一足”、“夔一，足”意实相似，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既有以上二事之相类，遂有并为一种之传说。”而文本的脱讹与句读之错断，或许恰是梁祝故事流传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明代冯梦龙撰写的《情史类略》中亦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死后“化蝶”之事，但他本人不以为然，认为：“吴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妇孺呼蝴蝶黄色者为梁山伯，黑色者为祝英台。俗传祝死后，其家就梁冢焚衣，衣于火中化成二蝶。盖好事者为之。”
4.发展阶段：
梁祝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晋至初唐，是故事的形成期，主要在会稽、上虞、宁波一带流传。第二阶段是唐宋至民国初年，是故事的发展期，产生“化蝶”情节，传播形式由早期的口头传播转变为文字记载和文学作品传播，流传地域也跃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和宁波市）一带中心区域，辐射至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并流入越南、朝鲜、日本等东亚汉文化地区。第三阶段是民国至当代，是故事的成熟期，这一阶段淘汰了故事中“阴府告状”、“梁祝还魂团圆”等情节，突出了祝英台殉情情节，强化了悲剧色彩，故事情节结构重新稳定。
完
